澤倫斯基為了保持尊嚴、維繫和平，並減少傷亡，只能接受「非軍事化」、「去納粹化」和「中立化」的方案，並選擇「芬蘭化」的政策方向，及早結束危機，讓烏克蘭成為東、西間的和解之橋，而非西方對抗俄羅斯的戰略前沿。換言之，一方面不再尋求加入北約，另一方面則積極改善烏俄關係，避免再度與強鄰攤牌。
但是，「芬蘭化」政策卻非唾手可得，更非一蹴可及。根據冷戰時期，芬蘭人在蘇聯與西方兩大集團之間，長期維持中立、和平，落實繁榮與民主的成功經驗，以下條件是不可或缺的。
首先，它要得到美國和歐盟的默許。如果美方拒絕，並支持烏克蘭強硬派和新納粹分子頑抗到底，甚至鼓勵民眾拿起武器進行巷戰，或推動持續性的游擊戰，那就可能形成長期戰爭局面，使烏克蘭成為焦土，而俄、烏之間的衝突在短期內恐難以化解。
其次，俄軍必須高度節制，避免惡形惡狀，造成過多民眾傷亡，釀就更深一層的族群仇恨，使戰後的維穩工作與和解任務難以推動。由於過去烏、俄間的民族嫌隙已深，再加上在此次危機中烏克蘭人陷入孤立無助的困境，勢將形成一種集體性的焦慮感與挫敗情緒，烏國民眾若持續這樣的負面心理狀態，並拒絕中立化的和解方向，則「芬蘭化」政策就將難以落實。
再者，過去「芬蘭化」政策的成功推動，與連續幾位芬蘭國家領袖的穩重、睿智、超越黨派，舉國一致對外的共同優勢，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。其中，包括擔任「芬蘭統帥」的馬達漢（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）以及長期擔任總統（一九四六至五六；一九五六至八二）的帕錫基威（Juho Kusti Paasikivi）、柯克能（Urho Kaleva Kekkonen）等人，都是對蘇聯和俄羅斯暸如指掌的超黨派人物。他們在國內外的高度聲望和成熟的政治技巧，引導芬蘭度過多次危機的考驗，最後終底於成。
但目前烏克蘭政局卻是高度分立、嚴重腐化，而且民怨深重。如果澤倫斯基和他的同僚，以及未來的後繼者不能排除萬難、凝聚共識、一致對外，則「芬蘭化」任務恐將難以實踐。
由此看來，烏、俄之間的衝突，一旦升高為流血戰爭，就很難透過和平途徑與和解步驟，得到妥適的安排。
如果烏克蘭危機不能及時化解，不能汲取「芬蘭化」的智慧與教訓，而美國與北約又決定在這次「代理人戰爭」遇挫之後，激化反俄羅斯的戰略布局，則其結果恐將進一步的惡化為東、西對抗的危局，不可不慎！（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教授